势不可挡摄影记者 刘昱秀 通讯员 丁卓然
撰稿 姚学甲
获知老将的噩耗，丁硕徵深感疲倦而沈重：为止，她们保证了老队员零病原体感染，了让抓住机会她们倒在第一线。
4月12日，他的老将，54岁的曹进胜在继续执行各项任务时忽然倒地不起，救治后伤重重疾。
丁硕徵是厚天紧急搜救支队的副大队长，他所处的组织机构是北京惟一的民营企业省级网络化紧急搜救各队，分担了许多紧急各项任务。从3月11日起，丁硕徵就带着老队员在公交车站、大型超市、子公司、住宅小区等做消杀。
消杀市场需求非常大，丁硕徵说，3月28日，北京浦东封控时她们的于小文早已吻合高峰期，始终稳步到那时，与日俱增。热线电话每晚要接腰背痛发短信，有物业子公司说想团消杀，但即便是有阴性疑似病例的住宅小区，排队等候也要等上一两天。
丁硕徵有时候会深感受挫，那个住宅小区没错刚消杀过，为何又再次出现疑似病例了。静止不动的病原体，要跟它抢时间。
消杀的药箱灌满消毒水，有三四十斤，相当于部队里单兵装备的重量。消杀老队员要背着它，弯腰作鞠躬状，作业全程。防护服和N95口罩不透气，整个人很快就会湿透，丁硕徵说，消杀结束，她们脱下防护服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
以下为丁硕徵的自述
在老住宅小区做消杀
3月11号，我们支队要求北京地区的各支各队进入紧急备勤状态，做好应对新冠肺炎禽流感的准备。那时候开始，各个搜救各队的力量基本都扑在禽流感防控上面，包括做消杀、紧急保证、紧急处置、紧急转运等、陆上紧急保证、水上紧急保证等。
像我的话，从3月11号到那时，一天都没有休息过。基本上早上七八点钟到各项任务地点集合，在公交车站、大型超市、子公司、住宅小区等做消杀，始终稳步到晚上，中间还会接到许多群众的求助电话，调度各个各队的工作各项任务，一刻不停地收发消息。
3月24号，我所处的住宅小区有阴性疑似病例，住宅小区封控管理，我就没有回家。直到4月3号，有几天时间，我都睡在自己车里，因为车上不能躺平，基本上睡两三个小时就醒了。
后来，我在同事家借住了几天，有了洗澡的条件，但住在别人家里肯定不方便，晚上睡在沙发上面，也休息不好。前几天，北京进一步规范了通行证，拿着通行证可以回社区，4月12号，我就赶紧回家了。
目前，厚天紧急搜救队在北京的人员大概有三百人，由行政人员接听求助电话，把情况记录下来。我们支队再根据现有的力量，进行各项任务的协调和指派。
几天前，接听热线电话的同事告诉我，每晚大概接到40-50个电话，她们会筛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对象，派就近的各队去做消杀。像许多地方的市场需求如果不是那么紧急，可能会往后排，等待一两天左右。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3月27号，黄浦区某街道发来的一个求援函。那是一个老住宅小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住宅小区里再次出现了几十个疑似病例，可能由于120调配不过来，部分阴性患者还在住宅小区没有被接走。
当天下午，我带队去那个住宅小区做的消杀。居民看到我们专业消杀各队来了以后，就像看到了救兵一样，非常配合，非常热情。
厚天搜救队在社区消杀。文中配图均为受访者提供。
住宅小区总共有五排楼，一排有三四栋楼。老住宅小区租房比较便宜，有不少是合租的。阴性患者比较多，我们专业人员心里也紧张。手套平时只戴了一层，当时戴了两层，鞋套、手套戴好后，我们把袖子、裤子全部包进去，还要拿透明胶再缠起来。
消杀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住宅小区的快递、外卖太多了。因为老年人特别怕家里没有菜，始终找别人代买烟、代买菜，另外，没有被病原体感染的居民频繁下楼买许多非必要的物品，带来了安全隐患。
住宅小区里几栋有阴性疑似病例的楼被封了，楼栋下面都拉了警戒线，有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把守，但其他楼栋的居民还可以下楼在住宅小区里活动。甚至被封了的楼栋，还有居民打开窗户说话，一说话飞沫就出来了。
但除了完成消杀各项任务，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因为她们没有相应的消杀设备。目前，所有的消杀工作都是由第三方在做——在北京，消杀工作是本轮禽流感中才起来的，在此之前，从业人数也不多。
那时能分担消杀各项任务的，第一是各个紧急搜救队；第二，很多保洁子公司有消毒液、喷壶等消杀设备。
稳步到那时，市场需求与日俱增
3月28号北京浦东封控的时候，我们的于小文早已吻合高峰期了，始终稳步到那时，消杀市场需求与日俱增。
很多是物业子公司自发打来的，像团购蔬菜、鱼肉一样，她们想团个消杀。住宅小区物业子公司说，居委会只有几个人，管理几千个人的社区，是管不过来的，她们要自救。
打电话过来的社区有阴性疑似病例的，紧要程度是一样的，按照先后顺序，通常要三天才能排上时间。所以我们那时进一步规范了消杀条件，要求阴性疑似病例拉走了才能去消杀。如果阴性疑似病例没拉走就消杀，等疑似病例拉走了，还要再去一次。
消杀过程中，会有居民求助，希望给自己家门口单独消杀一下，或给他的车子消杀一下，也有人希望消杀队帮忙在外面带点东西进来。能够帮到她们的，都会尽量去帮。
最近北京禽流感严重，大家基本上都戴着口罩。（但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我们也看到许多不规范的动作，比如说排队等候做核酸检测，有的人像玩一样，一边排队等候一边接电话，话讲多了，他就把口罩拿下来了。
我们那时的工作更偏重社区的消杀，特别是许多老年社区。许多条件好的社区，有渠道和资源自己解决困难。
像房龄三四十年的老旧住宅小区，不少老人买不了菜，也不会用手机团购，微信支付。有些老人的口罩都戴破了，起球了，她们也舍不得更换。
3月底做消杀的时候，我遇到一位老人，他的牙掉了，说的本地话也听不懂，他耳朵又聋，交流很困难。我听懂了零星几个词，（大意）就是他家里没有吃的了，他也没办法跟别人交流。我能做的就是耐心听他讲话，把我听懂的反馈给居委会，看到他口罩都没有了，我给他一包口罩。
据我观察，住宅小区居民永远在缺东西的路上。比如说居家隔离一两天，喝点稀饭，吃点菜，忍一忍没关系。但居家隔离一个月，单靠发放的物资很难解决全部的生活市场需求，包括卫生纸、尿不湿、奶粉、牛羊肉这些市场需求都出来了。还有许多非必要的市场需求也需要释放，想喝奶茶，点炸鸡，退而求其次，买点鸡米花和薯条，自己用空气炸锅搞一下。
最大的困难是克服疲劳
消杀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克服疲劳。
4月12日下午2时，北京厚天卫生防疫搜救队老队员曹进胜在继续执行各项任务时忽然倒地不起不起，叫了120也没救过来。他当时在继续执行消杀和防疫物资搬运各项任务。
我当时没在现场。根据子公司的资料，他是1968年出生的，福建南平政和县人。2006年以前，他都在老家做运输服务，2007年来到北京，开过大型超市，做过饮用水配送员。
2019年他加入的搜救队，在老将印象里，他是个简简单单、本本分分的人，性格比较内向，家里有两个儿子早已成年了。平时妻子在家看孙子，他在外面抗疫，家人也都比较支持他。
14号早上，我接到她们卫生防疫搜救队队长的电话，问我队里面怎么处理，我们经过一天的商议，决定通过公众号发布曹进胜同志的讣告。由于禽流感，追悼会也一切从简，早已火化了。
曹进胜。
为止，我们保证了所有的老队员零病原体感染，但是没有抓住机会老队员倒在第一线，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做消杀工作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迷雾枪非常重，加上背的药箱灌满消毒水，有三四十斤，相当于部队里面单兵装备的重量。此外，迷雾枪的体积非常大，许多窄小的楼道，没有电梯，需要穿着防护服，背着迷雾枪爬到六楼。消杀是不走回头路的，按照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顺序消杀。我们得先到住宅小区最里面，从顶楼开始工作。作业人员消杀的时候，始终弯着腰，保持鞠躬的动作。防护服和N95口罩不透气，整个人很快就会湿透，口罩里都是哈的气。
每晚一组老队员可以完成两三个大型社区的消杀，或是四五个小型社区的消杀。长时间穿着防护服，加上体力劳动很容易出汗，皮肤会起红疹，疼痛瘙痒很难忍耐。
通常一个社区要干两个小时，不间断地大家轮流上，一支迷雾枪灌满药水能用15分钟，枪打完了，志愿者把新的药水也灌好了。相当于人不休息，枪休息。因为一辆车上不太可能带那么多桶，我们会带几桶原液，原液用多少调多少，现场调配药水。
每次消杀结束，我们脱下防护服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每个人饮用水消耗量都非常大，一天要喝好几瓶矿泉水，都不上厕所，因为都被汗排出来了。
用酒精或免水洗手液洗手，一旦喷上酒精，就会有刺痛的感觉。迷雾枪实在太快了，上面的铁片一不小心就会划破手。我们去有阴性疑似病例的住宅小区消杀，通常戴两层胶皮手套，但还会有手指开口的情况，也存在病原体感染的风险。
很多时候顾不上吃午饭，因为始终会有人在催你。比如说安排下午过去消杀， 街道、居委会或者物业子公司可能12点多就打电话催了。北京封控管理以后，没有餐饮店开门，我们基本上没吃过热乎的饭。依靠各队的物资补给，大家要么坐在马路牙子上吃自热饭、泡面，要么坐车里吃，但车里也只能坐得下几个人。
在很累的情况下稳步地冲锋陷阵，我也有过心脏不舒服、头晕或者濒临猝死的感觉。我都记不清什么时候了，因为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感觉，但都扛下来了。
那些求助电话里的无奈
最近大家都有一点疲掉了的感觉。觉得早已干了一个月了，天天在干，但是感觉没有效果。那个住宅小区我今天没错消杀过了，但是第二天又报阴性了。
病原体无法用肉眼看见，不知道他是怎么病原体感染的。这些都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受挫感。
如果有老队员忽然跟我说太累了，心脏不舒服。我都劝他赶紧休息一下，明天不要出来接各项任务了。那时，我们会有选择性地接消杀各项任务，还要顾及老队员的休息。
消杀过程中，遇到暖心的居民，拿许多物资给我们吃，比如泡面，矿泉水，能够直接拆包装吃的食物，我们不要，她们就扔到我们车上。还有的住宅小区，消杀结束后，物业人员、居委会的人员在车队离开的时候，排成两列夹道欢送我们。
但也有碰到许多居民的冷脸。我们在社区消杀（价格很低）几乎是免费去做的，但有些老百姓会觉得我们是政府请过来，有付费给我们。对我们指手画脚，让我们帮忙搬东西之类。
其实，每晚都有许多求助电话是出于无奈打到我们这里的。比如说许多需要血透的、得哮喘的、癌症需要化疗的患者，没有地方就医，也会打到我们这里。
4月14号，我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他是一个癌症患者，需要化疗。他以前去瑞金医院，瑞金医院跟他讲停诊三个月，也没办法帮他联系转院。他打给一家医院说停诊了，再打给另一家医院也停诊了，他不知道应该找谁，就希望我们为他提供许多渠道帮助。
我只能通过私人关系，找许多合作过的医院单位认识的医务人员帮他问一下。但她们那时都很忙，焦头烂额的，肯定要优先干自己的工作。我目前还没帮他找到解决办法，还在等消息的过程中。
此外，我还接到过住宅小区物业子公司想自己掏钱给居委会、志愿者买防护服的求助。紧急搜救队有一定渠道能够买到防护用品，队里的仓库也有紧急物资储备。但基本是不对外卖给住宅小区的。只能是去她们住宅小区消杀的时候，车上有多余的，送给她们几件。
还有一个住宅小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都是阴性，被封控在家里。委托了一个居民跟我们对接住宅小区消杀工作，那时她们住宅小区居委会负责的对接工作，都是他一个在搞。
各队在消杀的时候，我有时候候会站在旁边，观察这些居委的人到底有多忙。有的人专门负责接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一刻不停。还有人在住宅小区里维持秩序，用喇叭喊，让居民待在家里，那时住宅小区要消杀。但还是会有个别居民在住宅小区里溜达，居委只能一个一个地去劝返。有时候候觉得，就算我自己去做那个事情，也是没有办法。
像一滴水滴进入大海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去年大学毕业后加入的厚天紧急搜救队。
我们有一套类似军衔的衔级体系，来管理各队。因为搜救那个事情跟打仗是一样的，有黄金72个小时，黄金24小时，争分夺秒。在搜救现场，必须要服从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此次北京禽流感的消杀工作，和去年我们在河南洪涝灾害的搜救现场不同，最主要的是铺足够的人力，稳步地、反复地做。很多居民问我说，是不是消杀以后就可以了？我说不是的，只要人员是流动的，始终需要消杀。
我们有一个专门负责消杀的部门是卫生防疫搜救队，也是牺牲同志曹进胜所处的各队。那个团队日常有四五十人，但远远满足不了现阶段的市场需求。
那时，我们每晚早上在各项任务地点集合，晚上各项任务结束后，大家将各项任务车辆分散开回家，尽可能避免集中被封在了一个地方。第二天开车回家的老队员，再接上其他几个人出各项任务，因为通行证是跟车走的，一辆车一张证。
有了通行证后，老队员只要向居委会解释是市里的防疫人员，都可以进出住宅小区。但是有些老队员回去以后，可能受到了许多邻居的白眼。有些邻居直接在群里说，你老出出进进的，影响大家的安全，你要么就不要回来。大家都希望快一点解封，但听了这话多少有点寒心，我们在外面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4月12号，在我回家之前，家里早已一个月没人住了。我父母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在抗疫前线早已一两个月没回家了。
我们把搜救队所有的力量、资源都铺在消杀工作上，但感觉像一滴水滴入大海，力量很渺小。消杀市场需求量还在增长，只能说尽力去做那个事情。
老队员们累了，互相之间也会开玩笑。调侃说：你去吧，你穿防护服，背枪进去，我休息一下。但一旦碰到有阴性的楼栋，大家都说：算了，我来吧。正常情况下，需要两三个人轮流上一栋楼消杀，总会有老队员站出来，要求一个人负责有阴性的楼栋消杀，一支枪喷完了，再下来换一支枪上去。
本期资深撰稿 邢潭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