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而除四害运动要从1952年开始说起：
抗美援朝战争当中，美国大规模动用了细菌武器，将携带异种病毒的昆虫投放到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严重危害着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于是我国于1952年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兴起了爱国卫生运动，这一运动正是除四害运动的前身。
图 | 除四害（图片来源网络）
而后在1955年，农业部下达的红头文件《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又一次提出了争取在七年之内，消灭老鼠、麻雀、蚊子、苍蝇。
一、千夫所指
1956年1月12日，曾被毛主席评价为二等水平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除四害》的社论。
文中以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的试验，一只麻雀一年约吃谷子三升的论据把麻雀评判为四害之二，仅次于老鼠，理应从现在起到1962年基本上把四害除尽。
现在想来，毛主席所言不虚——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唯物论、辩证法，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
然而就是这篇社论，于粮少民饥的建国初期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至此，麻雀沦为了十恶不赦的害人精，并于1958年开展的除四害运动当中遭遇了大规模扑杀。
图 | 北京日报关于围剿麻雀发布的相关内容（图片来源网络）
二、百家争雀
在四害中，麻雀目标最大、巢穴有迹可循，而且比老鼠、苍蝇和蚊子要好对付，于是，这小小的麻雀很快就成为了人们重点清剿的对象。
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动员下，全国人民踊跃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甚至有部分地区停工停学以灭杀麻雀。
在当时，消灭麻雀被视为一场对敌斗争，必须打主动战，打歼灭战，大干特干，速战速决。
于是，全国各级省市纷纷采取大兵团作战，这体现出了当时出色的动员能力和人民高昂的精神斗志，其中又以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市灭雀手法尤为新颖突出，战绩也尤为显著。
图 | 消灭麻雀相关宣传报（图片来源网络）
1、北京综合战术
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同样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市人民在这场除四害运动当中也表现出了颇为彪悍的一面。
从1958年4月18日开始，北京市全体市民就投入到了针对麻雀所筹划的综合战术当中，甚至多所高等学院停课三天，调集全部师生共同奋战在歼灭麻雀第一线。
首先，北京市参战人员采用吆喝、广播、鞭炮等声响轰散了栖居在屋檐下、阁楼里、树梢上的麻雀。
同时挥舞着以竹竿、彩旗、帐篷布组成的特殊武器，令麻雀不得还巢，更不得降落，只能不住地飞动着，直到活活累死。
图 | 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在西郊紫竹院布开立体战线抓麻雀（图片来源网络）
其次，面对北京市近郊不便轰散的麻雀，北京市市民组织起麻雀捕杀队，携带绳网、木棍、皮鞭，对于野外的麻雀进行捕杀、捶杀、鞭杀，再次大大减少了北京地界麻雀的数量。
再次，部分赤脚郎中和药贩子自发配置毒饵，或是出售或是赠送，而后把毒饵放置在平时晾晒粮食谷物的地方以供麻雀啄食。
饱受轰散捕杀摧残的麻雀群连忙降落啄食毒饵，而后大片大片地死去，至此，成年麻雀几乎一扫而空。
图 | 1958年初,海淀区捕雀能手唐庆禄热心地向前来求教的人传授捕雀经验（图片来源网络）
最后，北京市市民组织青壮年按照麻雀筑巢习性展开搜索，捣毁了大量的麻雀巢穴，可谓是釜底抽薪。
除此以外，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亲自到场指挥，临时组建首都突击围剿麻雀总指挥部，还借调了一批神枪手准备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期间更派出了几十辆摩托用以指挥调度，查探敌情，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四害运动声势虽大，着实荒唐。
等到了4月21日，北京地区战场基本停息，此战共斩获麻雀八万余只，尸体堆积如山，林间街道再难听到麻雀嘈杂的叽喳声。
北京地区人民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半儿戏半官方的首都突击围剿麻雀总指挥部也宣告解散。
图 | 三天歼灭麻雀四十万只（图片来源网络）
2、上海步步为营
作为新中国的第二大城市，上海人民自然也是不甘示弱，实际上早在上级指令下达之前，上海南洋女子学校就已经煞有介事地组织了针对鸟类展开射击的专项培训活动。
然而由于上海市人口密集，贸然动用枪械容易引发安全事故，是以该专项培训活动无疾而终。
1958年4月27日，一通广播响彻上海市上空：
围剿麻雀的战鼓响了，上海的麻雀末日到来了。剿雀大军们严密组织好你们的作战部队，周密部署，严阵以待，绝不放麻雀过门；阵地部队按人分片负责，看见麻雀就追捕，坚守在阵地范围内，坚持在作战岗位上，不让麻雀有一点避难空隙！
这意味着上海捕杀麻雀的战争正式开始。
图 | 小学生在街头宣传除四害（图片来源网络）
南人一向谨小慎微，其中尤以上海人为甚，早在行动开始前，上海人民就已经在大楼屋顶上、树上、路旁、田野间设下了无数的岗哨。
活动一经开始，立即齐齐发难——上海市人民有的从家里拿了铅桶、面盆当锣鼓敲，有的爬到屋顶挥动红旗，目的就是不让麻雀有停下来喘息的机会。
一时间整个上海喧腾得仿佛滚着热油的铁锅，再无麻雀容身之所。
与此同时，上海人民抢占高地布防毒米，跟着雀粪的痕迹寻找雀窝并捣毁，又有弹弓、捕网、草人等工具的协作，被捕杀的麻雀成筐成车。
图 | 1958年,赶麻雀（图片来源网络）
这一年，上海市开展了两次大规模消灭麻雀活动，近580万上海市民参加，消灭麻雀62万多只。
捕杀麻雀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意外状况，据上海市地方志记载，在上海消灭麻雀活动中，共有72人受伤，5人因误食了毒麻雀的米而中毒死亡。
此外据房管部门统计，因人们爬屋顶捉麻雀或摇旗呐喊，损坏瓦片达100万块以上。给上海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损害。
图 | 打麻雀（图片来源网络）
3、四川天罗地网
首先明确一点，和四川相比，北京、上海、包括山西、江苏、广东等各省市的打麻雀运动只能算是小儿科——围剿聚歼麻雀运动是从四川省开始的。
大兵团作战灭雀的方式也是四川首创的。
自1958年3月20日至3月22日，四川全省灭雀1500万只，毁雀巢8万个，掏雀蛋35万个，为各省市战绩之首，甚至还被拍摄成了新闻纪录片以供其他省市交流学习。
四川省政府制定无雀标准：在地区或单位无麻雀窝、无麻雀飞、无麻雀叫；城镇以居民委员会、农村以合作社为单位，全天看到麻雀2只以下者，只是基本无雀，并不合格。
图 | 火枪打麻雀（图片来源网络）
在此标准的督促下，四川各市县绞尽脑汁，开创了一条又一条灭杀麻雀的纲领，实践得尤为出色的有郫县、叙永县、成都等地区。
如郫县，男女老少齐动员，千军万马齐吆喝，敲锣、敲盆、敲尿桶、敲竹筒……几度疲劳轰炸，轰、打、捕、杀相结合，又有火枪队从旁策应，十万人三天内捕杀上百万只麻雀，率先为四川省其他市县作出榜样带头模范效果。
再如叙永县，继承并发扬了吆喝战术，同时结合毒杀、烟熏等手段，动员全县百姓定时定点展开作战，掀开了大兵团作战灭雀的序幕。
又如成都地区，成都附近郊县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低山丘陵之间插满了稻草人，只见东风烈烈、衣袂飘飘，麻雀如云高飞不落，最终饿死累死数不胜数。
图 | 除四害战利品的车
据地方志资料记载，（成都附近郊县）出动19万人次，根据高山丘陵地区的不同特点，采取掏、毒、套、打、烟熏、疲劳轰炸等综合战术向麻雀展开了总围攻。
4天的战斗，全县男女老少，个个奋勇当先，满山遍野竹竿如林，红旗招展，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在全县范围内摆下了21万草人的疑兵阵，烧起了13万堆冲天烟火，天上地下铺设了溜子榨板等90多万件工具，构筑了天罗地网。
战斗开始时，就采取万箭齐发的办法，吆吼轰闹，喊声震天，响器、锣鼓齐鸣，使得麻雀四处逃窜，疲惫坠地为群众拾获消灭。
图 | 我们一定要消灭四害（图片来源网络）
4、提前作战：陕西、江苏青少年团
其实部分省市早在1955年年末到1956年年初就已经在中央文件和《人民日报》相关报道的推动下开展了以捕杀麻雀为主的除四害行动。
只是由于前期动员能力有所欠缺、方法不当、经验不足，故而大多效果不佳。不过其中也有部分地区表现颇为亮眼。
1956年1月初，青年团陕西省委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活动，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
而后据地方志和有关古早刊物记载，陕西省富平县动员了九万的青年人和少年人，在两天内消灭掉七万七千只麻雀，可以说开了打麻雀运动之先河。
图 | 消灭麻雀宣传画（图片来源网络）
1956年1月6日，青年团江苏省委和江苏省广播电台联合举行了除四害广播大会，全省40多个广播站和1500多个收音站以及各地青年团组织绝大部分进行转播和收听。
省卫生厅负责人在会上宣布了五年到七年内全省消灭四害的全面规划，各地青年积极分子也在会上介绍了除四害的经验。
同时，江苏省的除四害运动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一个月内，江苏省徐州、泗阳、新海连等27个市、县，捕捉麻雀和老鼠40万只以上，挖掘出蝇蛹54000多斤，一度成为除四害运动的领头羊。
图 | 同志：你为除四害做了些什么？（图片来源网络）
5、辅助作战：新闻战歌
除去各省市地区的正面作战以外，以新闻、报刊开辟的社会舆论战场也在引导激励着这一场除四害打麻雀运动的火热进行。
其中既有前文提到的四川省新闻纪录片，也有花样百出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科学知识普及。
此第二战场为捕杀麻雀运动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让人民心悦诚服、积极主动地参与进了全民大兵团作战捕杀麻雀除四害的战争中来。
图 | 1958年4月16日《北京日报》1版，《全市围歼麻雀大战就要开始》（图片来源网络）
首先自然是党政机关发布文件的马前卒《人民日报》，在发表了《除四害》社论以后，这一平台积极刊登全国各地除四害运动的光辉战绩。
并于1956年1月8日，刊登了中国最著名的鸟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郑作新的一篇长文，文章题为《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在提出消灭麻雀的实验依据后，传授了捕杀麻雀的多种方法予以指导。
且不说这位郑大师以谷物饲养麻雀的实验是否科学合理，单是这篇长文就赋予了捕杀麻雀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致使新中国建立初期，受教育水平相对低下的全国人民对于自身捕杀麻雀所作所为其所具备的正义性深信不疑。
图 | 除四害宣传画（图片来源网络）
随着全国范围内除四害运动的进行，各省市还相继推出了除四害的相关宣传图册、儿童剧和连环画。
著名爱国诗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也编撰了一首名为《咒麻雀》的打油诗，古早凡是涉及麻雀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律进行删改，或将麻雀改为喜鹊，或将颂扬改为怨憎……
总之，在这场以《人民日报》为先锋官的对麻雀批判战争中，彻底将麻雀的社会地位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图 | 歌曲麻雀，你往哪里逃（图片来源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民批判麻雀的舆论浪潮中，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以朱熹、薛德友为首的科学家并没有头脑过热，他们冷静地分析着麻雀的存在于中国农业的利弊，同时多次召开讨论会探讨把麻雀定为害鸟是否具有充足的依据。
先前的郑作新郑大师也及时出面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提倡消灭的是雀害而不是麻雀，并提出麻雀的分布是世界性的，不可能彻底灭绝。
部分海外归来的同胞侨胞也在为麻雀鸣不平，运用当时相对先进的西方生物学知识试图扭转局势。
然而，新中国建立初期为抵御外来资本主义渗透，当时的平台报刊基本为党政府喉舌，这些有识之士的理念难以得到宣传，只能夹杂在麻雀的悲鸣中被扫入历史的尘埃。
图 | 1958年3月30日,民兵个个是打雀英雄,火枪一伸嘭嘭响,他给麻雀送了终（图片来源网络）
三、悚人特点
后世整理这部分历史史料的过程中，总结概括了除四害运动中表现出的诸多特点。
倘若单一地看仿佛不过如此，倘若结合当时国内外环境、结合部分史实以及后续发生的一些冲突、动荡，就会发现这场打麻雀运动中表现出的问题似乎预示了其后更大的悲剧与浩劫。
首先，除四害运动中被动员的群体成员，不只是拥有较多闲散时间的青少年，还包括拥有正职的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甚至是政府工作人员。
这些社会的重要齿轮在某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内停工、停产、停学，一味地投入到除四害运动当中，给当时的新中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运作。
图 | 1958年春天，捕雀大军战斗在昆明湖畔（图片来源网络）
其次，全国各省市在进行除四害运动当中相互攀比，各自较劲，其灭杀四害的战绩也存在诸多虚报。
诸如山西省两个相邻县上报的成绩差出几万只，然而据现场拍摄遗留的照片来看，堆放在两县广场上的麻雀堆大小相差无几。
在动员群众参与到除四害运动当中的时候，政府采取的是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尽管在运动初期人民群众与有荣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出现了人民积极性不足、政府指标不符合实际、资源调配不合理、资源极大浪费等诸多问题。
此问题在后续的反思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逐渐转向政府干预和市场管理相结合，资源调配也相对合理起来。
图 | 捕雀队正在打麻雀（图片来源网络）
当时全国人民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缺乏基本的生物学知识，而且麻雀也不具备多么突出的辨识特点，故而不少无关鸟类也遭到了屠杀。
这一滥杀无辜的问题在后续的反思当中也没能得到重视，严重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使得生物链区呈现紊乱迹象，进一步影响到了农业和畜牧业、养殖业的发展，好在有后来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及时纠正。
部分知识分子在这场除四害运动当中的表现更是值得我们深思，不少文学艺术创作者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一味地倒向行政命令，全然没有一丝一毫辨清真相的能力。
图 | 人人动手 消灭四害 游龙姑 1960年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图片来源网络）
更有部分科学研究人员，明知肆意捕杀麻雀会导致诸多生态问题，进而反过来危害家国安宁，却不曾运用科学理论来改变既有问题。
而是将自己所谓的科学理念融入政治口号，反过来推动了这场闹剧的不合理运行，虽有满腹经纶却无半根傲骨，凸显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软弱性。
图 | 除四害战果（图片来源网络）
四、麻雀翻案
时间到了1959年初，消灭麻雀运动虽然仍在进行，但因为此时麻雀数量已经极其稀少，故而不再使用大兵团作战方式。
就在这时，虫害开始在全国各省市大规模爆发。
由虫害引发的城市绿化问题和少量疾病还在可控范围内，但是于我国农村地区引发的大范围深程度歉收和饥荒却成了难以缓解的根本问题。
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正是消灭麻雀带来的弊病：由于麻雀在内的大量鸟类被捕杀，失去了天敌的各类害虫得以蓬勃繁衍，相较于既吃害虫又吃谷物的麻雀，害虫本身危害更大。
然而此时，部分高层领导人依旧存在片面性认知，消灭麻雀依旧是一项重要的专项政策。
图 | 饥荒时乞讨的孩子（图片来源网络）
终于到了1959年年末，经过了多位科学家展开历时一年的研究以后，整理了足够有力的资料和依据，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张劲夫呈报于毛泽东主席。
报告中全面分析了麻雀的利弊，张劲夫以相对委婉保守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毛主席认真听取了有关意见，认可并引用了张劲夫提交的文件。
到了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至此，麻雀终于得到了平反。
图 | 消灭麻雀（图片来源网络）
五、反思
1956年到1959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打麻雀运动虽然在某种层面上表现出了中国人民非同一般的凝聚力和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动员能力，但是也显露出诸多问题。
诸如国民知识水平较低、舆论平台多样性不足、知识分子群体仍存在软弱性、妥协性等等，但最大的问题是没能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如张劲夫提交的文件中这样写道：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图 | 除尽四害，身体健康（图片来源网络）
修改后的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有的城市没有很好地执行这个规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就是从实践中探索理论的重要标准。
此番除四害、打麻雀运动只目光短浅地顾及了麻雀对谷物的损害，却没能看到其对害虫的约束作用。
同时不同地区、不同种植园区、不同农业作物品种所受到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视之。
于此案例特殊性中总结出的普遍性实质性问题直到20世纪下半叶发起的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一案中得以真正申明，真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